1955年，新中国授予55位将军为上将（后补授予2位，总数为57位），这些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陌生，但如果要说熟悉，可能又谈不上。毕竟在土地革命时期，他们各自隶属于不同的方面军；而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们又在不同的战区奋战。解放后，他们依然各自分担不同的职责，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着力量。
如果说，地理上的距离让他们难以相识，那么在同一座城市工作的他们，关系可能也并非那么亲密。举个例子，张爱萍和王震，在1970年代之前其实并不太熟悉。回溯到战争年代，王震出身二方面军，而张爱萍则出自一方面军；在抗战时期，王震在120师，张爱萍则在新四军；解放战争时期，王震在第一野战军，张爱萍则在华东战区，并因战伤离开前线。两人在战场上从未并肩作战过。尽管在1954年，他们都被任命为副总长，王震担任副总长兼铁道兵司令，副总长是挂职，并不参与总参的日常工作，而张爱萍则是专职副总长，负责行政和武器装备工作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在工作中并没有实际交集。1956年以后，王震离开了军队，前往新成立的农垦部担任部长，一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才回到中央。张爱萍则进入六十年代后兼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，负责尖端的国防科技工作。尽管两人都在北京，但因为工作领域的不同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，因此并不熟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 1967年，随着运动的深入，张爱萍不幸被扣上了“三反分子”的帽子，被监禁起来，直到70年代初期。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，张爱萍的子女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，急切地希望能够将父亲的情况上报中央并寻求解决。然而，他们又没有直接与高层沟通的途径，怎么办呢？这时，他们想到了叶帅，然而，叶帅并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。于是，张爱萍的二儿子想出了一个办法——通过别人间接联系。这个人就是当时已经被疏散到外地的王震。九一三事件后，王震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安排，但可以随时与叶帅见面。更重要的是，王震为人仗义，热心帮助过许多老干部。比如，曾在福州军区农场劳动的陈再道，五十年代高饶事件中的张秀山，以及在东北辽宁农场的宋任穷等，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。因此，张爱萍的家人认为王震可以帮助到他们，便找到了王震的住址，并在他家门口等候。起初，两个孩子去，王震未必会见他们，但如果是张爱萍的妻子去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见面后，孩子们将父亲的遭遇讲给王震听，王震听后便建议他们写封信，内容要多做自我检讨，然后他会转交给叶帅，再由叶帅上报。回去后，张爱萍的子女回忆，刚开始他们试图找父亲的错误，但他们却没能找到什么具体的错误。最终，他们想到了父亲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在红14军工作，便提到了他执行过“立三路线”的问题。王震看到后认为，这一段历史并不代表张爱萍有严重错误。毕竟，“立三路线”只存在了三个月，而14军成立时，立三路线已经被否定，因此，应该说张爱萍是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任务的。没过多久，张爱萍的家人便接到了通知，准许他们探望张爱萍，这显然是那封信发挥了作用。 1973年，张爱萍获释后，1975年他出任副总长兼国防科委主任。到了80年代初，张爱萍的子女曾提到，父亲之所以能担任副总理，是王震“让出来”的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之间也因一些问题产生了分歧。至于具体是什么问题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张爱萍是一个执拗、纯粹且直率的人，他一旦认为某件事行不通，便绝不会妥协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他在五十年代担任副总长时，与几位同级别将领发生过争执，甚至曾拍桌子。尽管他们的争执没有私人恩怨，但张爱萍的直言不讳和尖锐的语言让一些人感到不适。即便如此，在涉及大是大非的议题上，张爱萍和王震等人却总是立场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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